年輕干部出生于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長于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發達國家不斷縮小差距的時代，通常有較高學歷，有的甚至有海外留學經歷。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充滿自信，更愿意為遠大目標而奉獻；另一方面，他們相對缺乏艱苦復雜環境的磨礪和考驗，個性較為鮮明。因而，年輕干部有能力、有干勁、坦誠直率，但也易沖動、缺乏韌勁和定力。這使得他們在遭遇逆境挫折或是面對與心理預期相沖突的現實狀況時，容易出現困惑迷惘、職業倦怠甚至“心神”不穩。

   穩住“心神”，根本是要對“我”有充分和準確的認知。古希臘人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在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柱子上刻上這么一句箴言：認識自己。但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說，離每個人最遠的，就是他自己。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存在一定誤差，往往夸大貢獻成就而忽略或誤解旁人的感受與建議。所以，當年輕干部面對業績與風險、職責與人情、奉獻與仕途的沖突時，容易因為對自我的錯誤認知而困惑。

    這里，我們用心理學上的“約哈里窗”理論來進行年輕干部的自我認知分析。“約哈里窗”認識自我的方法被廣泛用于心理咨詢與治療、個人成長與團隊建設等多個領域。它是一個隱喻：想象現在有一間屋子，我們所有的行為舉止、思想動機全部在這間屋子里展示。這間屋子有四個窗戶，但每一扇窗看見的內容卻是不一樣的。

貴州省紀委監委重視基層歷練，讓年輕干部蹲苗成長。圖為今年春耕生產一線，黔東南州凱里市紀委監委干部與群眾一同在茶山勞動，問需于民，督促職能部門靠前服務。

    第一扇窗的內容是人人都能看見的，稱為“開放我”，是自己清楚別人也知道的“我”，可以理解為自我的正面。這包括年輕干部公開的信息，如婚姻、職業、能力、愛好、特長、成就等。作為公職人員的年輕干部，代表黨和國家行使公權力，言行舉止有相應規范約束并接受大眾監督，因此自我開放的程度、個性張揚的力度相對較小。但也因掌控權力而引來各種社會關系的關注或投機，人際交往廣度較大，自我的公眾屬性較大。“公職人員與社會人”的沖突，容易導致年輕干部人際關系敏感的戒備心理。

    第二扇窗看見的是自我的背面，稱為“盲目我”，是自己不知道而別人卻知道的“我”。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力度持續加大，各領域各方面工作要求高、標準嚴。年輕干部既要提升工作質量見成效，又要承擔責任和潛在風險，既希望通過出色表現得到認可，又擔心能力有限而出現重大失誤。因此在面對他人提出的建議或指出的問題時，常常會驚訝、或懷疑、或辯解，時常伴有緊張心理和擔憂心理。加之年輕干部自我觀察、自我反省能力相對較弱，盲點較多，因此“盲目我”比較大。

    第三扇窗的內容只有自己能看見，是屬于自我逃避和隱藏的領域，是“隱藏我”，是不愿意或不能讓別人知道的事實或想法。當干部處在權力的中央，由于對職位、等級過于看重，無法或不愿與外界進行真實有效的交流，容易在內心筑起一座封閉的心靈城堡，從而壓抑自我，無法進行情感傾瀉。特別是對于年輕干部，在遇到諸如提拔晉升、政治生態、工作內容及環境等不及個人預期的情況下，容易產生對個人前途的茫然心理。所以，“隱藏我”在年輕干部中相當大。

    第四扇窗的內容則隱藏在迷霧之中，是“未知我”，是自己和別人都不知道的自我。它是潛在的、尚未有機會展現的能力和特質，是巨大但又被忽視的能量。年輕干部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未知我”特別大，潛力無限；但對“未知我”的探索和開發，需要有對未來的渴望和對使命的信仰。但有的年輕干部因為理想信念、初心使命基石不牢，因此會對未來充滿迷惘。

簡言之，年輕干部的特點是：小“開放我”，大“盲目我”，大“隱藏我”和大“未知我”。年輕干部要穩住“心神”，就要在這四個“我”中進行調整，尋求平衡與和諧。“約哈里窗”的提出者魯夫特提出了通過“自我給予”和“他人反饋”的方法來探索“開放我”“盲目我”“隱藏我”和“未知我”等四個自我，從而洞悉它們、調整它們、把控它們。

    自我給予是通過縮小私人領域、擴大公眾領域來消除人與人之間因為認知的差異帶來的誤解。如年輕干部可以通過參加組織生活，向他人講述“隱藏我”中的部分內容，即坦誠相待。而他人反饋并不只是傾聽他人的意見，而是碰撞，即自己雖看不見，但撞上一些別的什么，反彈回來，才會了解自己。所以，跟很強的東西、可怕的東西、水準很高的東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這才是自我。當然，并不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與別人對自己的評價重疊度越高越好；相反，如果重疊度太高，可能反而會失去自我，把父母、群體等他人的目標、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當成自己遵循的一切。我們尊重權威，與權威保持密切的關系，采納權威的價值觀，過著有組織、有秩序的生活，能減少憂慮，不用面對矛盾。但也會因此失去自己獨有的特質，失去積極成長的動力。

    要發展出積極的自我，需要年輕干部形成“忠誠”的特質。這里所說的“忠誠”，是對自己的忠誠、對使命的忠誠。使命不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因為它所帶來的物質幸福感很快就會觸頂，并不是物質越富足，就會感到更加幸福。同時，使命也不是對權力、地位、他人的尊重與敬仰的追求，因為它所帶來的心理幸福感會讓自己努力去迎合他人的期望做事，而丟失自我的獨立性。真正的使命，在于對社會幸福感的追求，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讓社會變得更好，在一個不那么完善、和諧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接納這個世界，然后實現自己的價值，在向社會貢獻的同時也感受自己存在的意義。只有在使命的驅動下，我們才會不斷地縮小未知的我，挖掘出自己的潛力，成為更好的我，獲得真正的成長。（華僑集團監察室提供，摘錄自《中國紀檢監察雜志》）